过去有所谓五伦，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伦理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哲学被当作封、资、修来批判，一度曾感到过学中国哲学学错了，但还是不愿意放弃。但现在，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西方人所经历过的问题具有同质性，需要我们哲学工作者做出回应。

他敢于对一些敏感人物、敏感问题提出非常可怪之论，不依傍别人而尽量用自己的话叙述哲学史，这些都与他早年的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他对中国哲学的贡献，是我们所不应忘记的。问：那么，哪部经典、哪位或哪些哲学家对您学问人生的影响最大？ 答：首先是孔子，尽管孔子似乎只留下那么几条语录，然而后世的儒学哲学都能从那里找到精神源头。而中国哲学能够触及人心内部，真正解决心灵危机问题，有益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其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仅靠理性哲学是难以解决的。我相信，今后的中国哲学研究一定会有新的领域、新的问题，当然更会不乏新的建树。然而，对后现代所涉及的问题本身与中国哲学里的思想内容还是可以相比较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难道在中国哲学里就没有影子吗？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六经注我之间就没有可沟通之处吗？等等。

只有从生的目的性入手才能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过去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遭遇的问题不具有同时性。比如西方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的辩证方法，表面上看来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如果将二者置于适当的位置，并且受到必要的限制，使其发挥各自的作用，二者还是能够综合的。

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以范畴的精密分析为特征的。虽以物为基础，但其完成则在社会、人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唯物论的哲学，可以说是群本位的哲学[15]，其根本观点不是物理的，而是人群的、社会的。其相同的一面是，二者都不主张A等于A、A不等于非A式的分析而是主张对立之间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应当允许各种尝试。

[28]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92页。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是建立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之上的。

[17]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7页。这一深刻见解，对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精神，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他又认为，二者并不是毫无关系，而是很有关系，因此，他又提出充生以达理[27]的命题，即充实存在意义上的生命力，又克服生命理解中的矛盾，以达到理想境界，实现人生价值。这种分析自然是参照了西方哲学关于理性的各种规定，但决不是套用，因为这些意谓是中国哲学中的理所固有的。

这种拼盘式的东西当然不能成为一种具有某种理论形态的哲学文化，因为它缺乏任何内在的联系。理解其综合创新论，又有助于正确对待中西哲学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将事实（存在）与价值作了区分。如果从综合创新的角度而言，将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哲学的价值思想综合在一起，便能产生一种新的中国哲学。

首先当然要考虑理论上的可能性，同时也要经受实践的考验。但是如前所说，中西哲学文化之间是可以比较的，也是能够互通的。

既然要进行比较，那么，首要的问题就是有无可比性？这也就是当下有人提出的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基本精神是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化[20]。

张先生的这一划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哲学是至关重要的。三、综合创新的主要内容 20世纪前半期，中西哲学文化的交流出现了一次高潮。对于西方哲学也要进行分析和选择，如何选择，当然有时代需要的问题，也有理论本身的问题，但是，任何时代的哲学文化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即便是取消了宇宙论、本体论等名称，宇宙人生的问题仍然不能取消。但是，在中国哲学中，二者亦很有联系，‘应当本须与‘所以然相应[29]。现在我们有很多人都在讲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但是常常不区分中西本体论的区别，很容易套用西方哲学的本体观念。

张先生认为，怀特海哲学与中国哲学便有接近之处。这里只想指出，张先生并不是简单地将中西哲学归结为只有同而无异，或只有异而无同，而是进行了具体分析。

青年时代的张岱年，便在其兄、罗素哲学专家张申府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了罗素、穆尔等人的著作，对于罗素等人所提倡的分析方法颇为赞赏，并深受其影响。[21] 在对这八个命题的具体论证中，体现了张先生对西方哲学的分析、比较、批评与整合，可说是综合创新论的最后成果，也是张岱年哲学思想的一个大纲。

又如本体论问题，这本是中西哲学所共有。张先生指出，明确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的是董仲舒，但在董仲舒看来，天既是上帝，又是头上的青天，即具有自然之义。

更具体地说，所谓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就是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致知论、方法论等这一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仅西方人探讨，中国人也探讨。这就是他提出创造的综合的用意所在。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只有一个世界，没有两个世界（李泽厚先生在其《论语今读》中也有这样的说法）。[3]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说法，但宇宙人生基本问题却是普遍的问题，中国哲学用天人之学的说法表达了宇宙人生基本问题这个普遍问题，即中西哲学共同的问题。

既然中国有哲学，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共同的问题，即哲学之成为哲学者。其不同的一面是，西方哲学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而中国哲学更强调对立面之间的统一，因而又有各自的特点。

在这个问题上，张岱年和冯友兰等学者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说，他们都认为，中国不仅有哲学，而且能够与西方哲学进行比较。对于西方哲学的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也是许多当代西方哲学家所承认的。

[19] 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270页。所谓唯物论，是指新唯物论或辩证的唯物论，不是旧的机械论的唯物论。

最近讨论天人合一比较多，但有不同理解。张岱年先生说过，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无形式系统而有实质系统的说法，是不刊之至论[2]，就是最好的明证。现在，我们使用西方哲学这个名，却决不是以这个名为标准，即不能认为，凡有这个名者为哲学，没有这个名者不是哲学。中国过去哲学，更有一根本倾向，即是自然论与理想论之合一。

道德价值即当然，与自然界之所以然，虽然属于不同的两个层次，但是在生命目的意义上是能够实现统一的。三是表示自然界，如荀子所说。

也只有经过比较，才有综合创新的可能。关于人生价值问题，更是张先生所关心的，也是最复杂的，我注重思考了人生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在理的这些不同含义的联系中，最重要的是当然与所以然的联系。在论文中，他运用分析方法，对中国哲学中的理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理有五项意谓，即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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